提要：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是兼顾我国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及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解决乡村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间矛盾的必要方法，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明确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目标任务，表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是兼顾我国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及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解决乡村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间矛盾的必要方法，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乡村振兴，就是要转变传统上依靠自然资源的低效利用，以破坏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发展模式。农村地区所存在的生态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乡村的全面振兴 。建设生态文明不仅可以美化生产和生活环境、推动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绿色产业的崛起 ，直接达到保护绿水青山、治理污染的效果，提升乡村的宜居水平，增加人民幸福感，还有利于优秀生态文化的培育，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促进乡村振兴与生态治理的融合程度。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效的重要动力。首先，乡村振兴是以“产业兴旺”为核心动能，有助于三产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生产能力提升及资源高效配置，提高生态要素投入产出转化率，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环保产业比例，有助于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及生态产业发展。其次，乡村振兴以“生态宜居”为环境基础，带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及自然文化景观改善，对优化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乡村振兴以“乡风文明”为文化根基，良好“三风”培育有助于居民素质提升。农民作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只有以先进、文明、开化的思想观念作为支撑才能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高效实施。最后，乡村振兴以“生活富裕”为根本目标，必然会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使其更有能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更多人才。
科学规划，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一是根据各区县发展现状制定合理可行的发展规划，完善顶层设计，确立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联动发展的总目标，并明确各阶段的发展任务和实施重点，做到目标明确、有的放矢。二是完善乡村生态环保监督体制机制建设。不仅要监督乡村本土企业落实清洁生产工作，引进企业时，也应对其进行全面的生态评估，并做好生态监督工作，如禁止或限制污染企业进驻等。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制定并完善生态资源保护准入条例，并定期进行生态环保督察，对环保型企业给予适当补偿，激发创新活力。根据污染型企业的负面影响程度进行惩罚，对环境危害较大的企业，严禁其继续在本地生产经营。对于乡村居民生产生活活动的环保监督措施，也需建立明确的奖惩机制。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逐步实现“数字+”模式。贵州作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推动大数据产业与农业、生态、文化、社会治理等相结合，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选择，是贵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剂。一是乡村地区推广“数字+农业”模式，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化肥与农药的使用，逐步改善生态环境。还要利用大数据建立农业种植、生产、运输及销售等全过程跟踪系统，确保粮食生产安全透明。二是推行“数字+生态”模式，发挥贵州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优势，进一步完善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通过将生态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另外，开展关键技术革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瓶颈，利用科技成果发展生态旅游，生产生态产品，推行绿色低碳发展。三是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改造传统文化业态，发展“数字+文化”模式，增强文化输出与核心竞争力。数字文化融合是集聚创新人才、延伸文化产业链、焕发传统文化新机的重要路径，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贵州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辉煌的历史文化、引人入胜的山地文化及红色文化，运用数字文化打造贵州IP，形成品牌效应，带动贵州文化传播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
完善生态治理体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的生态治理体系应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协作建立，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企业是主体力量，社会组织和公众应积极参与。第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制定出台有效的生态治理政策和法律法规，并加强生态环境的管理和提高执法能力。第二，推动企业在乡村生态治理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首先提高企业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意识，并建立企业生态环境问责制，增强其生态责任；其次在生态治理建设中引入市场机制，推动社会资本进入生态领域。第三，鼓励社会群体参与生态治理建设。政府通过组织针对不同领域和范围的生态治理类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态治理意识，从而提高参与生态治理的意愿和能力。
[单晓娅系贵州财经大学西部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陈婵娟系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本文系2023年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23RWJD117）]
来源：《当代贵州》2023年第45期“当代关注”栏目
